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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人口管理的基本内涵、特征及目标出发，对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对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出客观评价；其次，系统分析社会转型期户籍管理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开展以户籍为载体的福利状况调查和户籍改革相关人群综合调查，并对由城乡福利差异、人口流迁等所引发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展开讨论，分析现阶段户籍改革呈现的特点和改革趋向；第三，就人口流迁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人口容量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等与户籍改革相联系的重要论题进行研究，分析人口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对户籍管理相关制度安排产生的影响，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在人口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明确户籍改革的政策理念和理论框架，进行多方案、大数据量的政策模拟，从而论证转型期我国户籍改革与模式创新的政策选择，在此基础上，形成可供操作的政策方案。

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二、本书研究思路与总体目标　

　三、本研究的方法论特征　

　四、本书的安排　

第二章　户籍制度的历史经验与改革重估　

　一、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演进历程　

　二、对中国户籍制度的基本评价　

　三、现阶段户籍制度改革呈现的主要特点　

　四、户籍改革模式与地方实践　

　五、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涉及的核心问题　

第三章　户籍改革的政策理念及其政治经济逻辑　

　一、户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命题　

　二、户籍制度的历史价值及其权利限制的政策后果　

　三、限制流动人口权利的社会成本与收益变动：工具性目标的代价

　四、户籍价值重构与流动人口权利回归　

　五、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两种渐进模式：利益调整下的阻力

　六、郑州户籍改革受挫的一个解释：个案的经验价值　

　七、结论与讨论  

第四章　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困境、政策取向与路径——以上海为例　

　一、大城市户籍改革面临的难题——基于上海的分析　

　二、城市户籍改革必然要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　

　三、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城市户籍改革的重要环节　

　四、城市户籍制度边际性改革的核心要素：权利、义务与时间门槛

　五、未来的政策走向：渐进式改革与福利供给的“普惠制”　

第五章　外来流动人口社会分化、福利需求及其对户籍

　改革的含义  

　一、引言　

　二、流动人口群体的阶层内再分化及其社会福利比较　

　三、居住证制度的激励效应及其社会分化机制：影响流动

　人口行为选择的因素　

　四、流动人口对公共资源与社会福利的利用和公平感评价　

　五、流动人口对居住证功能的期望：社会福利需求及户籍改革意向

　六、结论与讨论  

第六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一、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二、建设以融合为导向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　

　三、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第七章　发展主义政府与城市落户门槛：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　

　二、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职能与城市落户门槛　

　三、数据、指标和方法　

　四、城市落户门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五、结论和政策涵义　

第八章　城市户籍限制水平的经济学分析　

　一、地方城市政府局部模型　

　……

参考文献

　　彭希哲，1954 年 1 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7年被选拔为国家*跨世纪优秀人才。目前兼任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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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误区，其中之一就是高估了工人的革命性。从这个意思上说，葛兰西的“话语霸权”、卢卡西的“虚假意识”和帕鑫的“顺从意识形态”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显示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工人的失望。

总之，阶级是随着现代认同感社会的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较早的社会认同，它对于现代认同感政治的发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激进派种树，保守派乘凉。由于较为保守的社会群体往往有着更为深厚的传统的支持，因此一旦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认同感政治后，保守社会群体所打造的社会认同，其基础更为坚实。这就是为什么在目前的世界上，宗教、民族等社会认同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阶级认同的重要性却在衰退。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阶级认同在西方社会的式微，各类中小型“左派”社会认同（如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相继出现。于是现代社会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认同感社会。可是，这种被“左派”知识分子所推崇的认同感政治把西方的“左派”势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划分得更加支离破碎，从而难以和日益整合的“右派”和保守势力相抗衡。事实上，西方新“左派”所推崇的认同感政治不但断送了阶级政治，而且还宣布了近代总体性“左倾”思潮的垮台。

蒂利对亨廷顿的批判也有问题。的确，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所有带有涂尔干视角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社会变迁为起点，指明这些变迁的某种后果以及伴随这种后果而出现的某种心理学（如格尔Gurr）或社会学机制（如康豪瑟Kornhouser和亨廷顿），然后从这一机制出发一步到位地来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机制（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往往忽略了。所以，坚持涂尔干视角的学者所写的文章读起来会给人一种大而空的感觉。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学家在分析问题时用的往往也是涂尔干视角。他们很容易觉察到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失衡、失范、危机、断裂、迷惘等现象，但其论证过程往往以偏概全，抓住一个机制而忽视了其他机制的作用。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人格悲剧，就是把个人体验和读书笔记式的知识当作“真理”

事实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中，对腐败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民主手段来实现的，而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对其产生的制约则起着补充的作用。

一般来讲，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比较稳妥，但是却有着以下三个弊端：第一，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更容易强化社会中原有的对发展民主和现代公民社会不利的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从而对长期的民主发展不利；第二，在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发展到一定级别的政府后（比如到地级、省一级），地方政治势力就有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政府，导致国家的崩溃甚至分裂；第三，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会因为速度太慢而赶不上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发展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一些学潮的发展往往被传统文化和大众情绪所支配。因此，有些学者以此作为文化和情感在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佐证（Pye，1990；Esherick & Wasserstrom，1990）。然而，如果文化的作用真的如此具有决定性，那么，由于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现代化过程，传统文化对当代学生运动中的话语和行为的影响理应比五?四和一二?九时要少（Zhao，2000、2001：ch.9）。但比较的结果显示，这个时代学生运动中学生所使用的话语和所采取的符号性行为都比那两个早期的运动更为传统。这一时期的学生使用了一些被他们的五?四前辈们猛烈抨击过的，并早已淡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的言辞。五?四运动曾严厉批评过一些传统的美德，如忠义、孝顺、广义亲属关系等。无论在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中，都很少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话语。显然，文化理论在这里是不成立的。对此，我的解释是，与以前的学生运动相比，当代学生运动面对的是一个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了降低失败的可能性，学生不得不求诸传统文化所认可的集体行动方式。此其一。其二，与早期学生运动相比，这个时期的学生运动组织介入程度很低，因此往往被参与者的情绪所左右。其三，根据社会心理学原理，社会互动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预期，当一方行为违反这一预期时，另一方会变得情绪化甚至愤慨（Garfinkel，1967；Turner & Surace，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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