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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王立新教授治学20多年来撰写的随笔、评论与轻学术文章的汇集，大部分为发表作品，余则为会议发言稿、讲座记录、媒体访谈及回忆文章。文章所涉，既不乏对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史学研究特点的思考，又有对作者专业领域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杂感心得，使全书不仅具有宏阔的视野，还体现出一位历史学者应有的史识。

自 序

做有思想的历史学者

全球化时代中国历史学家的使命

要现实关怀，但不要现时主义

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

外交史的衰落与国际史的兴起

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外交史研究的未来

民族国家之内和之外的历史

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的窠臼

全球史书写与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

民国史研究如何从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中受益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美国史研究

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史学论文如何选题

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关系

在美国看音乐剧《1776》

领导世界意味着什么？

美国崛起后如何思考其国际角色和重构国际秩序

美国的国家认同及其面临的挑战

罗荣渠先生学术遗产的启示

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

费正清与他的《美国与中国》

入江昭和他的《全球共同体》

戈登·伍德眼中的“美利坚政治科学”

20世纪80年代南开大学美国史学科的对外学术交流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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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球史书写的“非人化”。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历史中的行动者，不论背景如何复杂和宏大，没有人的活动，历史还是不会发生。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它与全球进程密切相关，但是如果没有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大革命还是不会爆发。而全球史关注共时性，将因果关系的分析置于全球层面，试图勾勒历史事件发生的宏大背景，容易导致对历史必然性的重视，而忽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历史的偶然性。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称其为“过度语境化”（over-contextualization）。

在全球视野下，人的欲望、选择、过错、罪恶和功绩往往被掩映在宏大的全球背景中变得模糊不清，其结果就是个人的作用仿佛可有可无，个体在历史进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被淡化。斯塔夫里阿诺斯称书写全球史仿佛是“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星球进行考察”，这种考察显然只能看到地球上较大的事物和整体的轮廓而难以顾及细致入微的个人。实际上，一部历史著作考察的空间越广大、时间越久远、视野越宏阔，历史人物的作用就越显得无足轻重，历史偶然性就越没有地位，就越可能陷入历史目的论的窠白。忽视人的作用，还会损害全球史著作的生动性和可读性。简言之，专注于全球性联系和互动，重视宏大的历史语境，全球史书写很难将人置于历史进程的中心地位，极易论为将人排除在外的历史书写形式。

第三是全球史书写的“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所谓“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是指全球史重视跨界互动和全球联系，没有意识到全球进程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自然和自发的结果，实际上深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并充满暴力和苦难，因而是不道德的。殖民扩张和帝国构建无疑促进了全球性的文化、技术、物种的交流和互鉴，但这一过程也遍布杀戮、征服、压迫与剥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并非都是愉快的跨国旅行，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不过是颠沛流离的求生之...

在20世纪入类历史上，一些弱国曾经热切酚望能有世界领导国家来惩罚侵略者，保护其安全。例如，当1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科威特王室肯定希望能有国家站出来，领导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侵略进行回击，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警。“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英法控制的国联能维护国际法和国际正义，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当前我国领导人多次提到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实际上是不承认国际社会有所谓的“领导国家”。国际关系史家一般都认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曾存在两个全球性的领导国家（我们教科书上通常称为“霸权国家”）一英国和美国，同时还有些国家曾觊觎甚至追求过世界领导地位，但没有成功。当前，美国被多数国家认为是世界领导国家。

那么，世界领导国家的职责是什么？世界领导国家至少应该扮滨三重角色：一是制止侵略和解决纠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充当“国际警察”；二是制定和维护国际社会的规则、即构建套国际秩序，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国际法、稳定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对盟友和相关国家的安全保障等；三是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在发生灾难时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扮演国际银行家和慈善家的角色。

那么，美国何以经过100年左右的发展就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有人说是因为美国发了战争财（特别是“一战”和“二战”），这是误解。美国早在卷入国际战争前就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也没有大发横财。“一战”中美国付出的代价是死亡116516人，伤204002人，直接军费200亿（相当于2011年的3340亿）美元。1“一战”前期，美国与交战国，特别是协约国的贸易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但这属于中立国的正当权利。美国在战后并没有像英法那样向德国素要巨额赔款，也没有像英法日那样瓜分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协约国在战争期间欠美国约110亿美元的战债后来大多数不了了之，并没有予以偿还。美国更谈不上在“二战”中发财，美国在“二战”中死亡405399人，受伤670846人，直接战争支出2960亿（相当于2011年的41040亿）美元2，战时美国向中英苏等4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500亿（相当于2011年的6932亿）美元的租借援助，这些援助多数是无偿的。另外，战后美国也没有从德国和日本素要赔款。美国的幸运体现在战争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从而使美国的损失较小而已，而绝不是说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

美国的历史经验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由对富强究竟意味着什么？

其实，早在19世纪末，严复在探究国家富强根源的文章《原强》中就指出自由对富强的重要性：“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得马蒂亚・森在总结战后各国发展经验时也指出，“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也表明自由的程度与财富的创造成正相关的关系，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个逐渐缩小国家权力、扩大公民自由的过程。

如果一个国家不是通过给公民以自由、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富强，而是通过剥夺公民的权利、维持强大国家机器实现崛起，这种崛起是不能够持久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创新是促进和维持一个国家长期繁荣的根本基础，没有鼓励个人创新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不是通过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激发出的创新精神与能力，而是依赖引进和模仿，是无法维持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历史上，那些通过建立强大国家机器迅速实现国家强大的国家，往往都是昙花一现的。20世纪人类历史提供了三个这样的例子，即日本、纳粹德国和苏联。相反，英国和美国却因为建立了保障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保持了长期的繁盛，并先后成为世界领导国家。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重大的科学成果、技术发明和制度创新（无论经济和政治领域）均来自英美，这绝不是偶然的，其基础在于自由民主制度培育的良好环境。需要明白的是，美国的强大依赖的不是美元和军队，而是其持续的创新能力。

对于反对美国扮演领导角色的人来说，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充当世界领袖可能付出的代价。这里的代价不仅是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和物质付出，还包括卷入外国纷争和充当“世界警察”对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威胁和损害。充当世界领袖，过多地卷入外国，特别是欧洲的事务会导致“旧世界”的腐败和堕落腐蚀美国民众的品德，使美国落入外国的阴谋和罗网之中，从而威胁美国的民主制度；领导世界和对外干预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会增加军人的权势和影响；而维持常备军、卷入外部的战争和承担国际义务都会导致高税收、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字，增加人民的负担；领导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而强大的联邦政府都会导致国家权力扩大，出现“帝王般的总统”，从而威胁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干涉海外事务和卷入外部的战争还会制造出强大的秘密情报机构，规避国会和民众的监督，侵犯公众的知情权，威胁民主制度；担任世界领袖还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外国的嫉炉和仇恨。

决心追求国际领导地位是美国社会长期辩论达成共识的结果，而不是夹自少数精英的抱负，更不是也不可能是源于某个领导人的宏图大志。

第三，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既有大国的欢迎，至少是认可。美国是在英国无力领导世界时从英国手中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的，不仅中英法三国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即使在“二战”中蝠起的苏联最初也大体上认可美国的领导地位，愿意加入战后美国领导建立的国际组织。

第四，国际秩序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国内的政治文化和经验，美国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主要源于其宪政文化和国内治理模式。联合国的设计来源于13个主权州通过协商让渡一部分主权建立联邦的经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新政时期联邦政府管理经济、调节市场经验的国际化，被誉为“国际经济领域的新政”；自由贸易原则基于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践；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原则则源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成功的民主治理和新政时期提出的新的人权观。

第五，美国既享受了世界领导地位带来的好处，也为维持这一地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任何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都应该权衡代价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世界领导地位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而言都是极有诱惑力的，而对一个新兴强国采说，这一诱惑几乎难以括御。但是，领导地位从来不仅仅查珠若权力和来保，它还意味着责任和负担，是要的眼光、能力和品德。否则可能会给领导国自己和世界带来灾难。

书籍介绍

本书系王立新教授治学20多年来撰写的随笔、评论与轻学术文章的汇集，大部分为发表作品，余则为会议发言稿、讲座记录、媒体访谈及回忆文章。文章所涉，既不乏对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史学研究特点的思考，又有对作者专业领域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杂感心得，使全书不仅具有宏阔的视野，还体现出一位历史学者应有的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