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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台湾已故著名作家。他的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宫墙九仞，秘辛千年，有多少惊心动魄，又复几许遗恨，上穷碧落下黄泉，层层帷幕为读者揭开。本书是高阳作品之一——《宫闱搜秘》，书中集合了几个历史上有名的宫廷悬案，高老爷子带你过一把侦探瘾。

烛影斧声

华阳教主

明宫大喋血发秘

朱三太子

雍正压嫡的真相

清圣主如何解决他的皇位继承问题？

高阳（1922-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 大学未毕业，入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 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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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影斧声

“家天下”的制度，起自夏禹传位于子。从那时开始到五代告终，约计三千一百五十年；帝位的递嬗，始终以父死子继为天经地义。“陈桥兵变”，宋太祖代周而兴，做了十六年皇帝，临死以前，不传大位于子而传弟光义，是为太宗。在传统中，这是罕见的变格。

太宗的继统，太祖不召重臣顾命，亦无亲侍在侧，于烛影摇红、斧声戳地中，举天下以私相授受，似乎帝位的更移过程，没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因此，太宗的得位，在当时就被认为一大疑案。宋人笔记中，虽不敢公然质疑，可是旁敲侧击地，在许多地方表现了对太宗的讥刺。至于正面记述其事的，据我所知，有《湘山野录》、有《涑水纪闻》；而所记的事实不同，所持的态度亦不同，前者存疑，后者意在“辨诬”。

先谈《湘山野录》，这部笔记的作者是杭州的一个和尚，法名“文莹”，与苏东坡是同时代的人。他的书中记述了一段“神话”，说太祖早年曾与一异人为友；在即位第十六年，也就是开宝九年的春天，复遇于洛阳，太祖问他：“我寿还得几年？”那异人告诉他，这年的十月二十夜里，如果是个晴天，则可延寿一纪，否则“当速措置”。

到了那一天晚上，太祖驾幸太清湖“望气”。其时星斗灿然，是个极好的晴天。正在庆幸可以延寿之际，“天地陡变，雪雹骤降”；太祖记起“当速措置”的警告，立即传旨召“开封王”光义进宫，延入内寝，把太监宫妾都撵了出去，酌酒对饮。

在远处的近侍眼中，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

这里有两个名词，必须先作一解释。那时的赵光义，封号是“晋王”，领“开封甲”，所以文莹称他为“开封王”，实际上并无此爵称。其次是所谓“柱斧”，只是一把水晶小斧头，为北宋皇帝时刻不去手的一样仪物，好比老年人的手杖那样，用处甚多，可用以撑持、可用以叩门，亦可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来打人；柱斧亦是如此，如仁宗幸张贵妃阁，见王拱宸所献定州红磁器，以张贵妃不守“不得通臣僚馈遗”之戒，一怒用柱斧把那些磁器打碎，即为一例。倘以为柱斧可以杀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前引的一段文章中，“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字里行间，显然对太祖的死因，存着疑问。因此，司马光为太宗“辨诬”，便着眼在说明太祖崩时，太宗不在禁内，他在《涑水纪闻》中是这样说的：

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坐于府门，问其故，曰：“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日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此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下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直庐；德玄曰：“须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

司马温公以真儒而为名臣，平生不作妄语，这段“纪闻”，自非捏造。温公自道“不诚之事，不可为之”，则“闻”其事而作“纪”，自然是深信太宗得位，绝无“斧声烛影”之疑；闻召而徘徊瞻顾，更可见无觊觎神器之意，所以得位，不过王、贾拥立，宋后“遽呼”，一场傥来的富贵而已。

这就是“君子可欺其以方”了！司马温公拳拳忠爱，大概只想到这些话可为先帝辨诬，便忽略了这些话中的错误和矛盾。错误也者：第一、“内侍都知”应为王继恩，不是什么王继隆。第二、即使有宋后命王继恩招皇子其事，所召者应为太祖的长子德昭，不是次子德芳，．因为德昭为贺后所出；德芳生母不详，但宋后只比德芳大七岁。可知他绝非宋后的儿子。然则何所偏爱而不召长子德昭？第三、太祖崩时，德昭和德芳都不在开封，德昭以“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南郑；德芳以“贵州团练使”驻广西贵县，用意是在防备降服不久的“复蜀”和“南汉”。这两个人都不在开封，何由而召。

矛盾也者，说“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这话不错；而且晋王也早有接政权的准备，然则到了该他接位的时候，何以“犹豫不敢行”？这不但不合光义的性格，更不合乎当时的事实。

当时的事实是什么？细考史实及后人的评论，我认为赵家得天下的真相是如此：

第一、“陈桥兵变”，出于太宗和赵普的密谋；太祖本人并无欺负柴氏孤儿寡妇的意思。

第二、太宗在策划“陈桥兵变”，推戴太祖做天子时，就已有了“兄终弟及”的打算；但他自己不便表示，所以由杜太后以母命作成“金匮之盟”——太宗“陈桥兵变”的密谋，杜太后和太祖的姑母大概都知道，只瞒着太祖一个人。

第三、太祖不愧孝悌，忠实地执行了“金匮之盟”。

第四、太宗即位后，有悔盟之意；赵普看出端倪，设计迎合，借以复登相位。

第五、德昭、德芳的死因可疑；而廷美的获罪而死，则完全是赵普的阴谋。

第六、至此，“金匮之盟”中所约定的传位顺序，自然中断，太宗达到了传子的目的，而欺母、负兄、杀弟、逼侄的罪名，也就难逃于天地之间了。

由此更下一断语，烛影斧声，并无可疑；太宗所可訾议者，在后不在前。“金匮之盟”见于宋史杜太后、赵普等传；元修宋史，又多本宋朝国史，则“金匮之盟”的始末，宋国史原已有记，既然国史有记载，知道的人自然不少，但宋人笔记中，几乎从未提到过有此盟约，而且也绝少谈到廷美、德昭、德芳的遗闻轶事，可知“金匮之盟”在当时是一大忌讳。

这个忌讳，易代以后，当然消失，哪知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复成忌讳；宋史具在，真相大白，关于太宗得位的记载，明明《湘山野录》可信的成分多于《涑水纪闻》，而毕沅著《续通鉴》，偏偏全采后者，只修正了一个小错误，把王继隆改为王继恩，这就因为有雍正夺嫡这一重公案，怕触犯时忌，引起文字狱，有灭门之祸的缘故。

如以为我这个说法武断，请再看一看赵翼的《二十二史剳记》，这部书对正史的疑义阙失，以及历朝史事中的特点，无不表而出之，独独于宋朝开国事迹，以及太祖一变传统，传位于弟而不传子这等大事，略而不记，这又是为了什么？

以司马温公的方正、毕秋帆的渊雅，所记或不可信，真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本此体念，我要从史书的夹缝里，找出一些真相来帮助读者了解这一件宫闱疑案的始末。

话要从“陈桥兵变”谈起。五代十国这五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个时期。篡弑相寻，兵连祸结，军人骄横跋扈，往往以拥立主帅作为一种取富贵、得庇护的捷径。当周世宗柴荣崩后，七岁的幼主即位，是为恭帝；这年十一月，据报北汉勾结契丹兵，将从山西渡黄河南侵，于是遣“殿前都点检检校太慰归德节度使”赵匡胤领兵御敌。当时就有流言，说出兵之日，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这在五代是不足为奇的事，但每逢这改朝换代的一天，士兵照例可以放抢，称为“靖市”，所以稍微好一点的人家，也照例要逃一次难。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恭帝宗训元年的正月初三，大军出发，当夜宿营开封以北的陈桥骅。那时的赵光义还未改名，叫赵匡义，是他哥哥手下的“供奉官都知”，相当于现代一个兵团的后勤主管；赵学究赵普是“归德军掌书记”，那就是参谋长了。这两个人“部分诸将，环列待旦”，星夜派人联络禁军指挥官石守信和王审琦；到了天亮，赵光义和赵普进帐报告，说是将士们认为幼主根本不懂事，出死力破敌亦没有人知道；“不如先册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亦未为晚。

其时赵匡胤因为头一天夜里喝多了酒，残醉犹在，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起来一看，“将校已露刃列庭”，齐声说道：“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皇帝。”正在踌躇考虑时，一件黄袍已披到他身上，将校拜呼“万岁！”接着，把他扶上了马，向南回城。

事出无奈，赵匡胤只好这样说：“你们贪富贵，立我为皇帝，如果听我的话，我接受；否则，我不干！”全体将校下马表示听命；于是相约：不得惊犯周太后和恭帝；不得欺凌大臣；不得抢掠扰民；遵命重赏，违命重罚。然后整队进城，接收了后周的政权。因为“归德军”驻宋州定国号为“宋”，改元为建隆。

据宋史记载“兵变”的起因，说军宿陈桥骅，部队里有个懂天文的人，名叫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是天命有归，因而起意，因而去报告赵光义和赵普，然后如何如何。

这是有意用曲笔为赵匡义和赵普开脱；因为既是临时起意，一夕之间何来御用的黄袍？同时，所谓“北汉会契丹入寇”，根本也就是一个假情报；清人查初白有诗：“千里疑案陈桥骅，一著黄袍便罢兵。”隐隐然指责赵匡胤居心不良，其实是冤枉了他；赵匡胤不但不知有其事，而且亦不乐为天子——后面将有说明；这里暂且不谈。

根据各种迹象来研判，我确信“陈桥兵变”出于赵普的策划，赵匡义的导演；甚至我还相信，杜太后和太祖的姑母，事先都知道的。宋史《后妃传》说：“太祖自陈桥还京师，人走报太后曰：‘点检已做天子。’太后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杜太后的态度，实在令人奇怪！照常情来推测，做父母的一旦听说儿子做了皇帝，绝不可能有如此从容镇静的反应。我的家乡有个真人实事的笑话“父子二人同赴春闱，榜发之夕，同榻不寐；先来个报喜的，说是‘少爷中了’，做儿子的慌忙下床，连鞋子都顾不得穿，光着脚就奔了出去。做父亲的心里觉得不是味道，便骂儿子：‘得失小事，何用如此！’到了后半夜，又来一个报喜的，说是‘老爷中了’；这位老爷正下床方便，一听报喜的声音，顺手把溺壶在桌上一放，奔了出去打听消息，于是做儿子的反唇相讥，一面移去溺壶，一面笑着说道：‘得失小事，何用如此！’”

想想看，功名得失，尚且如此萦怀，何况傥来的一场大富贵？

五代史记梁太祖朱温破黄巢，为“宣武军节度使”，派人到萧县去奉迎他的母亲时，其母“惊喜泣下”；或者，如清末醇王听说他的儿子载湉被指定继承皇位时，“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稣亲述所见），倒也是正常的反应。总之无论为喜为忧，当此时也，情绪绝不可能不激动；于此可知，杜太后对“点检做天子”在心理上早有准备，为了要给人一个事所必至，无足为奇的印象，来冲淡大局剧变的严重性，所以才出此矫情镇物的态度。

其次，“吾儿素有大志”的话，是杜太后故意这样说的，其实不然。《涑水纪闻》有一条：

周恭帝幼冲。太祖英主有度量，将士归心。将北征，京师宣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独宫内不知。太祖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若此，将如此？”太姐姊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来家内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出。

按：《邵氏闻见录》亦有此记载，以姊为姑。据宋史《公主传》，太祖有两个妹妹，没有姊姊；应以“姑”为是。这位老姑太太的态度说话，固然大可玩味：而太祖的并无大志，于此更可得一明证，否则应喜不应“惧”。此一“惧”也，与醇王骤闻做帝父，“痛哭伏地”，是一样的道理。

　　正因为有此一“惧”，赵匡义和赵普不得不假借北征的名义，发动“兵变”，并以将校环列露刃相胁迫，皇帝是不做不行了！但实违反太祖的本心，他不嗜杀。而做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非杀人不可；他不喜欢处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而做皇帝，尤其是在五代，随时有被弑的可能；他不喜欢拘束，更讨厌繁文缛节，而做皇帝必须受各样礼制的束缚；他喜欢行动自由，而做皇帝最不自由。太祖是一个忠厚、率真、安闲、朴实、讲情感义气的人，凡此都不像一个三代以下做皇帝的性格。《宋史本纪》记他五十岁那年还“步至晋王邸”，玉辇大驾，非所爱慕，真正是“富贵于我如浮云”了！

谈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来了，既然哥哥不乐为天子，为何做弟弟的非推戴他不可，甚至不惜出以露刃胁迫的手段？这个问题，我想我不说，读者也知道，是太宗——赵匡义自己要做皇帝，但以资望不够，所以撮弄“将士归心”的太祖出来做一个过渡。

于是而有“金匮之盟”。这重公案的前半段是这样：建隆二年，也就是太祖做了皇帝的第二年夏天，杜太后得病，太祖亲侍汤药，不离左右，临终以前，把赵普召来受顾命。杜太后先问太祖：“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如何得天下的？”

“自然是爷爷、爹爹和太后的余庆。”

“不然。”杜太后说，“正因为柴家让七岁的孩子做皇帝的缘故。主少则国疑、启人觊觎之心。如果后周不是孤儿寡妇当家，立一个长君，你哪里会有今天？所以，你百年以后，要传位给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再传给你的儿子德昭。四海甚广，国事烦剧，要立长君，才是社稷之福。”

“是。”太祖流着眼泪说，“儿子一定照娘的意思做。”

于是杜太后转脸向赵普说：“你也一起记着我的话，不可违背。”

赵普做事讲究手续，当时就在杜太后的病榻前，把他们母子的对白，以及吩咐赵普的话，做了一个“笔录”，成为誓约，最后又注了三个字：“臣普记”，表示自己是这个誓约的见证人。然后把它“藏之拿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以上是“金匠之盟”的由来。杜太后的话说得人情人理，但仔细研究，有个绝大的漏洞。按：当时太祖是三十五岁：德昭以乾德二年出阖、乾德三年娶妻，则在当时至少已有十二岁，杜太后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儿子不能活到六十，到那时候德昭已经三十七岁，这还不算“长君”吗？

我们再算一笔账，光义与太祖都属猪，小十二岁，当时二十三，光美在雍熙元年死于房州，算起来当时是十五，只比德昭大三岁，假定都活六十岁，则照杜太后的计划，列一个表来看看他们即位的年龄：

　 太祖35→60

　光义23→48※→60

　 光美15→40 52※→60

　德照12→37 49→57

　 附注：※即位之年

在那个时候，五十已成老翁，光美五十二岁即位、德照五十七岁即位，精力衰颓，又岂是“社稷之福”？所以杜太后遗命中，最要紧的只有一句话：“汝百岁后，当传位光义”；而又可断言，这一番话是光义所说，出自于杜太后之口而已。同时，必召赵普为顾命之臣，又可知必出于赵普的策划，成拥立之功——这在他以后设计陷害廷美时，居心何在就明白了。

这以后，太祖很忠实地遵从遗命，执行誓约，在杜太后崩逝后不久，诏令以光义为开封尹，依五代的制度，预定的皇位继承人常担任这个职务。而且常对近臣称赞光义，说他“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到了开宝六年，更封光义为晋王，朝班在宰相之上；而对他的长子德昭。却只给了“贵州团练使同平章事”的职称，同于相位，却无相权。

现在我要谈谈这件宫闱疑案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位被称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他字则平，原籍幽州蓟县，他父亲因为避兵祸辗转迁洛阳，就在那里落籍。他比太祖大四岁，相识在滁州；那时周世宗用兵淮南，太祖与他父亲，追尊为宣祖的赵弘殷，分典禁兵，太祖拔滁州，宣祖却在滁州病了，其时赵普是个军法官——“军事判官”，侍奉宣祖的汤药，极其殷勤，宣祖便拿他当同族的子弟看待，太祖也跟他交成了很好的朋友。

淮南一平，赵普调补为渭州军事判官；太祖调升为同州节度使，用他为推官。不久太祖移镇宋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归德；他把赵普带了去，保荐为“掌书记”，一跃而为太祖的幕僚长。

陈桥兵变，太祖即位，赵普以佐命元勋，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这是个直接参与最高军事机密的职位，到了建隆三年，拜“枢密使检校太保”。枢密使掌管军政，在五代及宋初，是个极重要的职位，称为“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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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1948年随军赴台湾。他擅长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1962年，高阳应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的滥觞。尔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他的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本书是高阳作品之一——《宫闱搜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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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宫闱搜秘》主要内容包括：烛影斧声，华阳教主，明宫大喋血发秘，朱三太子，雍正夺嫡的真相，清圣主如何解决他的皇位继承问题？宫墙九仞，秘辛千年，有多少惊心动魄，又复几许遗恨，上穷碧落下黄泉，层层帷幕为读者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