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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来，新兴的中国知识阶层出了几位学贯中西的巨人，如严复、胡适，而钱锺书可能是这一脉在20世纪*后一位代表人物。钱锺书家学渊源，不但古文根柢深厚，不到20岁就替父亲捉刀代笔，为国学大师钱穆作序，而且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他每学一种欧洲语言，皆从该语言的经典着手，学德文读歌德，学法文读拉伯雷，学意大利文读但丁，其积学之富，令人叹为观止。钱锺书又以《围城》等小说屹立文坛，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并辟专章讨论他的文学创作成就。

这么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天才，却未能完全发挥自己的才智。虽然钱锺书还有《宋诗选注》、《管锥编》等学术著作问世，但是以他的学问和才具，若能恣意挥洒，成果当远远不止于此。

1980年代之后，钱锺书逐渐受到中外学界的重新肯定，一股钱锺书热愈烧愈旺，隐然有“钱学”成形之势；多少人到了北京，都要慕名前往三里河的钱宅一访。然而，对照钱锺书一生─青年意气风发，惜墨如金；中年身处铺天盖地的斗争浪潮中，立说无着，美志不遂；晚年即使有意创作，也有时不我予之憾——这股热闹的背后，却是无可奈何的苦劳，无可言喻的静默。

汤晏先生受过专业史学训练，且与钱锺书夫妇书信往来达二十年之久，浸淫之深，查证之详，用功之勤，文笔之畅，在在令所有相关著作相形失色。

    章  幼年（1910—1929）

    第二章  父亲钱基博（1887—1957）

    第三章  清华才子（1929—1933）

    第四章  青年讲师（1933—1935）

    第五章  牛津（1935—1937）

    第六章  巴黎（1937—1938）

    第七章  西南联大（1938—1939）

    第八章  蓝田（1939—1941）

    第九章  上海（1941—1945）

    第十章  上海：胜利后（1945—1949）

    第十一章  北京（1949—1978）

    第十二章  出国访问（1978—1980）

    第十三章  钱鍾书热（1980—1994）

    第十四章  泰岱鸿毛（1994—1998）

    结语

    简体字版后记

    附录一  繁体字版后记

    附录二  读英译《管锥编》—纽约读书笔记之二

    附录三  回忆“魔鬼夜访”过的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年表

    书目 

    汤晏，江苏海门人，幼随父母到台湾。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博士。平时喜读历史书、人物传记与文学作品。很喜欢《红楼梦》。已退休，居纽约。著有《钱钟书》、《叶公超的两个世界：从艾略特到杜勒斯》《蒋廷黻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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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考清华，数学考零分，这是我的结论

    我们要讲钱锺书的大学时代，必须从他的入学考试讲起。当钱锺书于1929年投考清华时，是第五级，或称1933级。据与钱锺书同年考进去的同学回忆，那一年全国报考的有2000多人，而录取新生计男生174名，女生18名。备取生37名。第1名严衍诚，第2名钱锺韩，钱锺书考第57名，但不知录取的女生18名中有几位考的分数比他高，所以他后来总是对人家说，他考了五十几名。五十几名名次不算低，应被录取，但外传钱锺书数学考零分，按例不得录取，因他中英文特优，获罗校长破格录取（见邹文海《忆钱锺书》）。这一说法，似合情合理，也很富传奇性，但后来钱锺书本人否认了外传考零分之说。1979年（详见后）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于4月2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当年考清华时数学考零分，但英文特佳而破格录取，确否？钱種书回答说，确有其事，然后他说：“I failed in math（我数学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接着钱锺书还补说了一句：“他是一个反动者（reactionary）。”因为当时钱的动作及语气很是滑稽，所以此语一出，引起哄堂大笑。因为钱锺书这个人是很富幽默感的，到现在为止，我还很难说他是开玩笑呢，还是另有意义。至于罗家伦是不是一个反动者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尽管他早年曾是五四运动健将，是一个革新派先锋，但常人说一个人在年轻时是过激派，过了30岁后，就要变成一个保守派了。拿罗家伦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罗做清华校长时已过了30岁（32岁）。他在清华的作风 ，有革新的一面，如招收女生。但也有反动的一面，如全体学生做晨操，上军训。另外从意识形态来讲，他实在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了，且与国民党关系至为密切。比起胡适与傅斯年这些中国自由派精英知识分子来说，罗家伦算得上是一个反动者了。这样说来，钱说罗家伦是一个反动者，是据实而言，并无恶意。也许有人认为对罗似有所不恭，但是我认为钱锺书讲了真话。同时我们也不认为钱锺书讲这句话，是为了讨好官方，这就是真正的钱锺书，小时的痴气，成年后的快人快 语，即其一例 。在座谈会上，钱锺书没有说考多少分，只说不及格，那么多少分才算及格呢？人家没有问，他也没有讲。翌年钱锺书应邀访问日本，在京都座谈会上，也有人问他同样的问题—即他考清华时数学零分的问题。他答说是考得比零分稍高的15分。“不过仍然不及格就是”。

    当杨绛于1982年，应胡乔木之请，写了一篇《记钱锺书与〈围城〉》，她说：“锺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不管零分或15分，钱锺书的分数都很低，但钱在录取的174名的新生名单中列第57名，名次不算低。根据清华1929年级校友周培智先生在《五十年前的清华》一文中讲到录取标准时说，凡是国、英、算三门主科中“有一科目考分在85分以上，一定录取……各科平均分数及格，合乎入大学标准，也能录取”（见《清华通讯》新67期，第36页）。照这个标准，钱锺书应该被录取。一、因他能考到五十几名则他的平均分数当然及格了。二、他的中、英文特优，国、英两门就会考在85分以上，那么钱锺书也应当被录取。如果有人说因为钱锺书数学只考得15分，太低，但比钱锺书低一班的季羨林教授，他于1930年考进清华外文系，他的入学考试数学分数比钱锺书考的分数还低，不到10分（见《季羨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但季羡林被录取了。另据1940年级清华外文系毕业的陈慈女士回忆（她是1936年考进清华的），她说：“在我参加清华入学考试的天，当数学试题发下来时，我整个人愣住了，因为翻来覆去，我也找不出几题是我会做的。虽然数学一向是我喜欢的功课，而多年来我的成绩也都是班上顶呱呱的，但那一刹那，我完全投降了。我怀着非常失意落魄的心情勉强把其他科目考完。”她接着又说：“直到现在我不明白我怎么样考上清华的。听说评审委员是先把国、英、算三科的分数拿来平均，如果及格，才继看理化、史地等的试卷。也许如此，我才得救吧！”（见陈慈：《一晃四十年》，《清华校友通讯》，新71期，1980年4月，第38页）她没有讲数学考多少分，但总之是考砸了。至于她说不明白怎样考上清华的，其实在文中她自己已作答了，因为她的国、英、算三科平均及格了。像钱锺书一样，陈慈中英文很好，她是北平贝满女子中学毕业的，贝满是一所很好的教会学校（现在改为北京女十二中），她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她的中英文再好，当然不会比钱锺书更好，结果她过关了，但钱还要惊动校长破格录取，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清华不能提出有力证据，则我相信钱钟书考清华，数学考零分，这是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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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序言里说出了选宋诗取舍标准大致如下：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不太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

据钱基博自传载：“5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9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10岁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储氏唐宋八大家文选》，自13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圈点七过。”钱锺书幼年读写什么书，我们可以间接从钱基博的教育推测出来。

然后他告诉钱锺书，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并说：“子弟中，自以汝与锺韩为秀出，然锺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潜沉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

钱基博在谈到他家室时，无不自豪地说：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汉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耀无常，而修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

他的方法是将小说、正史、佛典、经书、文集、诗话、戏剧相关同一故事的记载摘录出来，互相比较，从而考证小说中某项记载的来历。。。。这是他日后写《谈艺录》和《管锥编》的开路先锋。

除大一英文外，钱锺书还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Renaissance Literature）和“现代小说”（Contemporary Novel）。。。。除许国璋外，上过这两门课的学生，还有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查良铮（穆旦）等同学。

编辑推荐

    ☆作者与钱锺书、杨绛通信多年，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个人全传：“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

    ☆ 钱锺书逝世二十周年，作者全新修订纪念，用“外人的客观”揭示钱锺书人生关头的重要抉择。

    ☆ 生动的笔法，丰富的描写，不夸大不损益的态度，满足普通读者“看一看下蛋母鸡”的愿望

    数学零分进清华，大一为钱穆大作写序，参加中英庚款会*届留学生考试让同班同学曹禺退避三舍，24岁与周作人、沈从文、老舍、叶圣陶、刘大杰、丁文江、温源宁等当代名作家同写一专栏，《宋诗选注》被汉学家小川环树称为*好的宋诗选本，晚年在美国大学“打擂台”刀枪不入……

    钱锺书身上笼罩了太多的传奇光晕，有人说他是民国时期*才子，有人说他是当代*博学鸿儒，有人说他是北京*后一位隐士；他有一位同样家学渊源、文采斐然的才女做妻子，有一位“读书种子”可惜天不假年的女儿；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经历了战争、动乱和重重变故；他不但英文好，也精通法、德、意及拉丁文，主要著作却是用传统文言写成；他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到英法求学，公认天赋绝伦，却难以完全施展，*出名的是一本小说……

    如此种种，一个钱锺书，需要一部胡适说的“没有忌讳”的“可靠的生动的传记”，本书即努力达成此种要求。

前言

    我接触钱锺书的作品很早，回想我尚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的时候，某日放学回家，一位同学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书，打开一看，是钱锺书写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囫囵吞枣，很快把它读完。现在想起来，在当时我未必能够懂得欣赏作者的睿智与文采。譬如，该书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就是一篇趣味隽永、意义深长的散文，借魔鬼夜访钱氏和作者的一段对白，针砭时弊，隐寓嘲讽。其中使我印象深刻的一篇当推《读〈伊索寓言〉》。也许是故事迎合十几岁大孩子的心理，我读完后，还把全文抄录在日记本里，当时就认为作者才气很高，文字俏皮。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不久中共建立政权，国民党退处台湾，痛定思痛，想要找出失败的原因（原因当然有千百种），后得出一个结论：打败国民党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知识分子也有份。这个结论正与19世纪英国学者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 1803—1873）的名言“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笔之力甚于剑）的说法不谋而合。因为国民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所有大陆的作家的作品在台湾都被视为禁书，即使沈从文、钱锺书等人毫无政治意味的著作亦不例外。从此在台湾就看不到钱锺书的作品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去美国读书，某日在纽约华埠友方书店看到一册香港盗印的钱著《写在人生边上》，如见故人，很是高兴，就买了下来。后来也陆续看到钱著的其他盗印本，如《人·兽·鬼》、《围城》及《谈艺录》等，也一本一本地买来细读，对钱锺书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万万没有想到，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美国访问，我在纽约拜见了这位心仪已久的江南才子——钱锺书先生。确切的时间为1979年4月23日下午2时，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恳德堂（Kent Hall）四楼会议室。在夏志清先生为他安排的座谈会上，我就坐在钱先生对面。这个座谈会是很精彩的。钱先生讲得一口流利而带有英国腔的英语。事前没有准备（也无从准备），可是他口才很好，有问必答，绝无冷场，妙语如珠。正如夏先生事后对人说：“钱锺书表演了两小时，满堂热烈鼓掌。”那年钱先生游美在东西两岸学术界风靡一时。钱先生在《论文人》（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一文中说，“卡莱尔在英雄崇拜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现在钱锺书在我们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观。

    钱先生游美返大陆后，我们经常通信，我屡获钱先生赠书，后来几乎成了“钱迷”。那时我就有给他写一本传记的念头，可是没跟他提起，倒是我常常对朋友说，“我要为钱锺书立传”，这话当初说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动笔。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来变化很大，钱锺书从一个被冷落的人而变成“印第安人”（红人）— 一个热门人物。他的作品如《围域》等书不仅在大陆再版，且在台湾出版，有关钱锺书的书充斥坊间。过去二十年我读遍了海内外所有有关钱锺书的著作—从胡定邦及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博士论文到大陆出版的张文江和孔庆茂的《钱锺书传》，以及近Ronald Egan的英译《管锥编》。我深深觉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论文太偏重于学术研究，而大陆出版的钱锺书传记也有些框框，有框框就有忌讳，就不能畅所欲言。胡适说得好：“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了，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

    钱锺书晚年缠绵病榻，于1998年年底在北京仙逝。故人凋零，不胜悲怀，更使我追念这位中国“当代博学鸿儒”。为了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我决心为钱先生写一部“可靠的生动的传记”。埃里蓬（Didier En'bon）为福柯（Michel Foucault）作传时一开头就说：“写福柯传是不好写的。”因福柯是一思想家，且著作等身。写钱锺书传也一样不好下笔。钱锺书出版的书照西洋标准不算多，算不上“著作等身”，但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敏锐，尤好讽世，所以有些话虽然他说得貌似平淡无奇，但却发人深省。即使他写的散文随笔，也都是隽永意纵，涉笔成趣，差不多每一则都是好文章，且有至理存焉。所以钱锺书传不是那么好写的。

    写钱锺书传的另一困难处是，钱先生从不谈他自己。像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样，为了保护他的privacy（私人生活），关于他自己，守口如瓶。他没有像他父亲钱基博一样有自传留下来，也没有像胡适一样有《四十自述》及《口述自传》，故除了其夫人杨绛女士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外，要找钱氏早年的传记资料很困难。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名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叫人多读历史，少读传记。他说传记大多虚实参半—不是夸大，就是失实（过犹不及）。迪斯雷利所言，或许稍微偏颇，但可作为传记作者（biographer）的一个警戒。所以我写这部传记是本着两个原则：取材严谨，行文简洁。文中所述均有根据，然既非学术论文，就不一一注明来历，因此注解不求多，能省略者则省略之。大体上这部传记，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

    虽然这部传记不是讨论钱锺书创作或学术成就的专著，但钱锺书是一位学者、一位作家，所以不可能在论述钱锺书生平时不讨论钱氏作品及其学术成就；这部算是哲理性的传记，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每当我细读钱先生生平及其著作时常有几个问题系在我心头。钱锺书像伏尔泰（Voltaire）—样，留下一部为人传诵的小说（《围城》），他是否愿后世以小说家称之？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锥编》，但他是否以此为满足？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发挥？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环境里，钱锺书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钱锺书？他是一个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呢，还是一个伏尔泰？这些问题是我关心的，将在这部传记里尝试提出答案。

书籍介绍

19世纪以来，新兴的中国知识阶层出了几位学贯中西的巨人，如严复、胡适，而钱锺书可能是这一脉在20世纪最后一位代表人物。钱锺书家学渊源，不但古文根柢深厚，不到20岁就替父亲捉刀代笔，为国学大师钱穆作序，而且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他每学一种欧洲语言，皆从该语言的经典着手，学德文读歌德，学法文读拉伯雷，学意大利文读但丁，其积学之富，令人叹为观止。钱锺书又以《围城》等小说屹立文坛，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并辟专章讨论他的文学创作成就。

这么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天才，却未能完全发挥自己的才智。虽然钱锺书还有《宋诗选注》、《管锥编》等学术著作问世，但是以他的学问和才具，若能恣意挥洒，成果当远远不止于此。

1980年代之后，钱锺书逐渐受到中外学界的重新肯定，一股钱锺书热愈烧愈旺，隐然有“钱学”成形之势；多少人到了北京，都要慕名前往三里河的钱宅一访。然而，对照钱锺书一生─青年意气风发，惜墨如金；中年身处铺天盖地的斗争浪潮中，立说无着，美志不遂；晚年即使有意创作，也有时不我予之憾——这股热闹的背后，却是无可奈何的苦劳，无可言喻的静默。

汤晏先生受过专业史学训练，且与钱锺书夫妇书信往来达二十年之久，浸淫之深，查证之详，用功之勤，文笔之畅，在在令所有相关著作相形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