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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杰出欧洲中世纪史专家帕特里克·格里的论文选编，所收论文涵盖了他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主要方面，涉及族群意识、社会变迁、文化结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和基因技术的历史学应用等多个重要领域。

本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格里的研究，不仅看他面对遥远的过去时如何提出问题、组织材料并给出解释，更重要的，看他如何理解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如何回应当下社会的历史焦虑，以及如何践行历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

编者的话（罗新）

历史学家的道义责任（代序）

作为共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学者

中世纪研究在美国

蛮族与族性

中世纪早期族群认同的情境性建构

权力、族群史与人类学

多重中世纪：竞争中的元叙事及对讲述过去的竞争

作为记忆的历史

拉丁文出了什么事

圣徒与圣地：中世纪朝圣者的目标

中世纪宗教实践中对圣徒的逼迫

700-1000年间欧洲的土地、语言及记忆

中世纪早期的几种庭外和解方式

作为跨文化互动的民族大迁徙

蛮族入侵再思考：以基因组历史为视角

皮埃蒙特居民的系谱关系：中世纪早期与现代之间

帕特里克·格里，中世纪史专家，曾任全美中世纪史学会会长。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罗里达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12年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著作宏富，代表作有《在法兰西和德意志之前》《与死者共生的中古时代》《回忆的幽灵》《民族的神话》《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等，素以领域宽广、思想深刻和风格独特为西方学界推重，他的许多论著都已成为相关领域的“标准文献”。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民族史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中古北族名号研究》、《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合著）、《从大都到上都》，及散文集《杀人石猜想》《历史的高原游牧》等。罗新教授视野开阔，除专业领域的研究之外，关注全球史、非虚构写作等新兴议题，是这些领域的积极推动者、探索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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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谁写历史？为当今之人，为未来之人。愿未来之人还会读我们今日之所写。不过，倘若你听说有人写出了什么终极版的研究，永远别信。没有这回事。我们都是凡胎肉身，现身于此，在2016年的北京。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世界。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居民，参与其间，尝试为现世去理解过去。我们不能如无所不知的上帝那样看到真实的过去，人没有那种能力。我们各有具体的局限。我们所提的问题部分地来自历史传统，但更多来自我们各自当前的社会。这便是为什么历史会一再重写，因为每一代所要了解的过去各有不同。

是啊，我们希望我们所写的书能传之后世，传好几个世纪，不过还是现实一些吧。我们处在沟通过去与当前的过程中，想要做得好，但愿后人不至于发现我们的著述有事实错误，或有愚蠢的论证。可是他们还是得再来一遍，还是得写有关过去的书，因为他们需要为一个不同的世界去写。危险在于他们可能简单地接受我们从当前出发所给出的有关过去的那些答案，并据以了解过去。

我们从当前出发，是因为我们就处在当前。不过，如果我们出发时所依赖的，是我们基于自身经验而生发的世事本当如何如何的某种观念或假定，或者如果我们用搜集来的历史资料简单地证实那些我们本已知道的，那么我们就是极端可怜的学者了。当前是出发点，本不必是终点，可是太多的历史正是这么做的。不止历史、文学、神学、哲学，太多的著述只是简单地从往昔选取材料以确认当前的偏见，正是这种做法通常会制造受欢迎的历史学家。要多卖点书，人们想听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把他们想听的故事设置到中世纪，他们会喜欢的。

不过挣钱可以走别的路子，学者应有更道德的做法。据我所知，“过去”总是为当前行动、意识形态和信仰的正当化需求而被认领。人类是历史存在物，我们的身份认同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即我们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所以，过去真的不是无关紧要。

在集体记忆和历史之间一分为二的做法，忽视了历史学家的社会和文化语境，而且可能给历史的"科学”方面赋予一种莫须有的客观性和历史性。历史学家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塑造历史职业的集体记忆，并最终塑造他们所处社会的集体记忆。学术研究试图转换有关过去的集体理解。或许有人辩称历史学作为一门批判性的学科，主要不是为了决定内容是什么，但成功的历史往往都被吸收进集体记忆中了。同样，口头传统和文化背景深深地影响着历史学家创造历史的方式。历史学家有自己的“集体记忆”，它是由历史学职业化所造成的不成文却有制约的框架，决定了历史学家技艺的修辞手法。这些现代的理性分析工，是历史学家用来转变或者取代集体记忆的最有效的方法。类似地，如果历史记忆本质上是政治，那么集体记忆也是如此。集体记忆也是经过精心编排和争论过的。根本就不是不假思索地对某些曾经或者继承经历的分享。跟历史记忆一，它也是通过持续的压迫和选择的过程来实现社群团结和动员的策略。所有的记忆，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或是“历史的”，都是对某些（广义上）深含政治目的的事物的记忆。如果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之间的差异在当下表现得很明显，而在遥远的过去却很模糊，只是因为遥远过去的记忆所形成的语境难以追索罢了。

传统历史学有两个与生俱来的思维倾向，可概括为“起源崇拜”和迁徙崇拜”：总是把当下的人群构造追溯到遥远的过去，给出一个线性的、单一的起源解释；总是把某一历史人群的出现解释为跨时空长途迁徙的结果，而忽视或无视任何人群都处在持续的解体与重构的过程中，其边界是流动的和不清断的。迁徙神话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石之，格里的多种论著都致力于解构这类神话。至少从动机方面来推测，格里现在领导的用基因技术研究6世纪伦巴第人迁徙的项目，是要完成他在《民族的神话一欧洲的中世纪源头》一书中因“文献不足徵”想却难以做到的事情，即从根本上终结民族大迁徙的历史神话。

个体记忆之间彼此竞争，得胜者成为特定的一种记忆或集体记忆。在这一特定的记忆中，“过去”存活着，“现在”形成着。

最终，在《一个战败者的证词》一文中，他（马克·布洛赫）最为直接地探讨了从往事中为今日之事汲取经验教训的诱惑：

关于我们战备薄弱这一方面，我们是否应当将其归罪于历史？有些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是不是该认为，是历史欺骗了我们？”我们在诺曼底停留的最后几个小时中，当我们已被失败打击得灰心丧气时，我听到这样的字句，从一位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口中传来。如果他口中的“历史”，指的是他所接受的所谓历史教育，那么我同意他的说法。但这样的历史教育，与其说是历史，倒不如说与历史学所致力于成为的历史科学截然相反。

因为在布洛赫看来，以如此浅薄的方式援引历史是不可接受的。所谓的遵从历史经验教训，实际上是对历史学本身最根本的否定：

因为历史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关于变迁的科学；两起事件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它们的先决条件绝不可能恰巧完全相同。历史学了解这一点，历史学也教导我们去理解这一点。

从终极层面来说，布洛赫这样的信念，较之他所崇敬的英雄亨利·皮朗，实际上与蒙森和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接近得多。我认为这样的信念，是历史学者们积极参与当前面临的重大事件时，所能参考的最强有力、也是最重要的范例。历史学者们能够对当前面临的事件做出贡献：这些事件包括战争与和平、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与个人权利。但我们所能贡献的，与其说是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如说是有关如何审视过去的知识。这样一项技能，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发展起来的：它包括批判性地调查与研究的技能；认识事物变迁、认识过去与现在之间区别的技能，以及——正如马克·布洛赫所希望的那样—得出结论时及在结论基础上采取行动时，保持诚实的技能。这些就是历史学者对现实生活做出的贡献。

希望更多的历史学者和政治人物能够追随这三位伟大历史学者的先例。不论对于杰出的历史学者还是政治人物来说，建构历史以服务于未来，都是项危险的事业。了解历史是重要的，甚或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用历史论证法来解决迫在眉睫的当前议题，不论这项议题是民族或国家权利，是欧洲统一，还是全球化。我们历史学者需要同蒙森和甫斯特尔一样，承认我们的专业在面对当前时代的问题时，是具有局限性的。这并不意味着较之马克·布洛赫与亨利·皮朗，我们需要同当今议题保持更加遥远的距离。但在面对这些来自当前的挑战之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历史知识来迎战。正如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劝诫的：“相反，还是让我们关注于自己的时代吧。”

书籍介绍

本书是杰出欧洲中世纪史专家帕特里克·格里的论文选编，所收论文涵盖了他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主要方面，涉及族群意识、社会变迁、文化结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和基因技术的历史学应用等多个重要领域。

本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格里的研究，不仅看他面对遥远的过去时如何提出问题、组织材料并给出解释，更重要的，看他如何理解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如何回应当下社会的历史焦虑，以及如何践行历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