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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西方挑战的持续冲击下,在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此后中国便进入大规模变革的历史时代。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文化背景

一、传统国家与“感应型”现代化

二、中国传统主导价值体系应付西方挑战的特点

三、中国传统官僚政体与制度弹性

四、传统主权国家现代化的两种趋势

日本：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融合的模式

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两极对峙模式

第二章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基本反应

一、政策创新是清王朝变革的起点

二、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一个无所作为的时期

三、洋务运动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四、甲午战争以后：危机驱动型变革阶段的开端

第三章 清末变革新阶段的来临

一、戊戌变法：变革的制约条件

二、戊戌变法面临的基本困难

三、改革的有利因素：政治共识在官绅阶层中出现

四、慈禧与光绪：最高权力的二元化格局

五、官僚政体下的政策创新的适度性

六、专制政体下的变革：“费边式”战略的意义

第四章 戊戌人士的变革心态与政治战略

一、变法人士的“意识―心理结构

二、戊戌激进心态的五个基本特点

三、光绪与康有为：激进变革势力的形成

四、康有为的改革战略失误的四个方面

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对传统政治的中心象征的挑战

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第五章 政治冲突的两极化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一、变法过程中的冲突两极化趋势

二、戊戌年七月中旬后光绪帝的激进政策

裁汰冗官事件

礼部六堂官罢官事件

从开设制度局到懋勤殿事件

三、光绪帝的焦虑感与两难困境

四、康有为接受密诏后的对策

五、联袁围园：康有为孤注一掷的选择

六、袁世凯为什么告变

七、慈禧太后再度掌权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第六章 戊戌激进主义与中国“极致性”政治文化

一、同时代人对变法失败的反思

“徐以心腹分任骏寄”：费行简论变法应采取的战略

“养锋锐以和平”：皮锡瑞论官僚政治下的变法策略

改革者的政治哲学：尹彦禾论“中庸之道”

“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严复对戊戌变法派的批评

二、变法激进主义是对因循守旧的反动

三、官僚政体下变革的两难矛盾

四、人格魅力与世俗理性：“类宗教人格”的两难矛盾

五、戊戌激进主义与传统的“极致性文化”

六、结语

第七章 清末新政：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

一、新的变革时期的到来

二、变革已经成为新政时期的基本共识

三、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四、影响新政过程的三个基本因素

五、清末新政的三个阶段

第八章 辛丑变法：清末新政的序幕

一、“庚子西狩”与慈禧太后政治态度的转变

二、改革诏书的发布与社会反应的冷淡

三、“辛丑变法”的主要内容

四、回銮后的慈禧与光绪精神状态的变化

五、中间派掌权：辛丑变法时期的权力中枢特点

六、权威资源的流失对新政变革的双重影响

七、列强压力下的新政：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

第九章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立宪的“文化误读”

一、近代中国人的立宪观的起源

二、“制度决定论”：一种“早熟”的立宪观

三、日俄战争对中国立宪思潮的刺激作用

四、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及其两重性

第十章 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清末立宪派的两种选择

一、亲贵立宪派的政治资源与作用

二、权势派及其作用

三、士绅官僚派：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

四、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君主立宪制的两种范本

五、保守与激进的立宪派：立宪运动的内部分歧

六、清末新政过程中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

第十一章 保守与激进：反对派与立宪派的思想论战

一、清末立宪运动中的反对派

二、从廷臣会议看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政争

三、“危机论”与“条件论”：激进与保守的两难选择

四、清廷筹备立宪国策的正式宣布

第十二章 立宪缓行派为什么主张“开明专制”

一、中国需要立宪政治还是开明的专制政治？

二、“立宪救国论”与“立宪危机论”

三、中国士大夫能否胜任于宪政？

四、立宪是否应该以本国的习俗为基础？

五、中国是否具有西方立宪的原动力？

六、只有保守渐进才能使中国立宪取得成功

七、立宪缓行派的基本思想：启蒙专制主义

八 立宪政争的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 科举制的废除与清末游离态的社会动员

一、科举制度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性

二、“科举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与消极性

三、变通科举与废除科举：两种不同的改革选择

四、科举制的废除与社会凝聚机制的瓦解

五 士绅阶级的消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十四章 慈禧、光绪之死与清末权力真空的形成

一、慈禧与光绪之死

二、摄政王载沣：大清王朝最后的执政者

三、“弱者逐强者”之后的清末权力格局

四、摄政王的新政政策倾向

第十五章 从速开国会运动看清末政治参与危机

一、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与立宪运动的激进化

二、立宪派思想激进化的原因

三、地方官员倾向激进立宪运动的原因

四、革命排满思潮对激进立宪运动的促成作用

五、新政中的政治参与危机及其对清廷的挑战

六、清末新政的总危机正在到来

第十六章 清末的权威危机与保路运动

一、从官办到商办铁路：清政府铁路政策的演变

二、商办铁路政策的三大弊端

三、清廷铁路国有政策的形成

四、商办派对铁路国有政策的反抗

五、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六、四国银行借款合同及其评价

七、清政府赎回商路政策的出台及各省的反应

八、保路运动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

九、清政府与保路派冲突的两极化

十、铁路国有政策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十一、保路运动：经济排外主义、地方主义与立宪派的结合

十二、铁路国有政策成为民国新政权的既定政策

结语

萧功秦:

湖南衡阳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当代中国转型政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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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最终失败了，清王朝也引火烧身，随之崩亡。但这并不意味着铁路国有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用民国时人们的说法，在清末“民气尚固”的情况下，铁路国有只是“时会未至”。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考察，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推行这一政策。

然而，对于一个从事交通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来说，铁路国有乃是历史的基本趋势。民国政府在建国伊始，就继承了被它所推翻的清王朝的未竟之业。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也即清王朝崩亡一年多以后，民国交通部就提出了接收湖南商办铁路为国有的政策。其基本办法与清政府几乎如出一橄。然而，这时的商办派土绅商民们却来了一个一百入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不再像一年多以前那样，高呼“路亡国亡”的口号来拒绝铁路国有。他们已经大大地放低了自己的要求：只求“股本有着”就可。

与清政府不同的是，此时的民国交通部却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收购商办铁路的股本。经过协商，最后确定仍然按原先清政府川路成案分年摊推还。而推还期则长达十五年之久。与民国政府相比，清政府原先提出的以现款赎股方案，对于商办铁路公司股民来说则远为优惠多了。

股民们此时已经冷静下来了。他们不再向新政府提出过高的要价。正如当时一位铁路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凡有识者，均晓然于商股之无望，国有之易期。至是乃水到渠成，一一如议。绝无抗拒。"

事实上，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清政府当年不是急切地把铁路收归国有，而是“顺从民意”地继续让商办公司自行其是，那么这些公司破产只是时间间题。其结果将是，用不了多久，各省商办公司在已经破产或即将破产的压力下，将会主动地要求政府收购路权而实行铁路国有。人类的非理性的激情居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变动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本案可以提供一个生动的实例。

下面，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的历史真实性谈一些着法。

李鸿章《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观众中不少人认为该片美化了李氏，这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受50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刻板的思维定势所致。当人们面对一个更为真实的李鸿章形象时，反而更难以接受。这正如我们好不容易养成了留辫子的习惯，要大家剪掉也难。事实上，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世俗理性意识，首先是在洋务派那里发源的。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只要举以下这个例子就足够清楚了：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给他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李鸿章。”

在以往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凡是主战，就被等同于爱国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处于劣势条件下的主战论，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虚骄心态的反应。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考虑到当时由于清朝的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海军素质等的实际国情，决定了清朝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此主张采取低姿态，尽可能在近期内避免战争，以避免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应该说，这是一种以功效为判断尺度的世俗理性的态度，绝非“投降主义”这样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概括。当时朝野的“主战派”，对敌强我弱的现实处境一无所知，充满虚骄、偏执、狂热，又挟“爱国”的话语霸权，李鸿章孤军转辗于此类非理性的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之下，最后还落得个“投降派”的恶名含恨以终。《走向共和》充分表现了李鸿章在日本签约期间的内心矛盾与痛楚心理，他在轿车里绑着纱布满脸伤痕，那眼神透露出的黯然神伤的形象，至今挥之不去，令人久久沉思。李鸿章这一形象再現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再现了中国改革的先觉者所处的困难处境。

翁同龢 与主和相反，中国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文化气氛，永远是“主战论”的乐园。此类...

在西方，保守主义保的是原来已经具有的东西，如市民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经济上的自主组织等等，那么，你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你要以什么作为保守主义的基础？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近百年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动、改革与革命之中，中国自本世纪初的新政以后，极端的、以保守旧事物为己任的国粹主义的保守派已经极少，至少在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只是一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种在根本上承认变动与改革的必要性的渐进主义。它与传统国粹派相比，虽然也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但决不是无条件地保守旧物，而是把“旧物”或传统视为承载新事物的工具，换言之，新保守主义主要是在工具意义上，从承载体的功能意义上，来理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的。

最能表达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句话，是严复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个“守”字实在精彩之极，它如同一首诗中的诗眼一样重要。严复要说的意思实际上是，只有当“旧物”成为承受新事物的载体时，外来的新事物才能在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态条件下生根。“旧乃是守护“新物”之基础。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用我的话来定义，那就是在反对激进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渐进主义变革观。它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缓进待机的方式，以实现从传统旧体制向具有现代文明与民主的社会进步。而新权威主义则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两者在许多方面是一回事。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士绅地主是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削与压迫的食利阶级，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他们毕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社会伦理责任，并承担着农村文化生态平衡的组织以及农村文化传统的延续的功能。面对官府，这些土绅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社会自主体的利益。而民国以来的土豪、恶地主、地痞流氓与“刁民”以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与收税人自居，成为国家专制主义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的最直接的帮凶。由于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的彻底崩坏，20世纪初以来，农村的自主性与自治性，随着农村士绅阶级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而土豪地主、恶霸则更是肆无忌惮，这几乎是民国初年以后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过程。

清王朝是一个由少数族统治多数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而这种统治之所以得以实现，必须以封闭性的特权等级结构为基础。正因为如此，统治阶级子孙后代治国能力的递减，则成为这种特权结构的历史因果报应。

些外国在中国的观察家也认识到铁路商办政策出现的严重问题。日本驻东北的领事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人们相信，必须发展地方工业，必须抵制外国品的进口。但是，人们却没有进行过社会经济形势、供求关系的调查，没有对于收支进行全面性的综合考虑，准备工作也付诸阙如。这些模糊的不成熟的实践，可能是为了满足较高层官吏的要求，或者为了回应民众的喧闹呼声，然而对工业的本质特点却是一无所知。”这位作者尖锐地指出，这种收回铁路利权运动，“把官员们轻信易欺与半通不通的士绅的愚昧观点结合起来了。”

书籍介绍

在中国历史上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西方挑战的持续冲击下,在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此后中国便进入大规模变革的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