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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代历史资料和著作的分析，挖掘在历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非主流思想，从而解析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段，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们被甩出主流视野的现象。这些思想的“低音”，事实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面貌和各种不同路径的思考，并且始终不绝如缕地在主流话语的覆盖下存在。如何认识及理解它们，正是作者检讨反思的中心内容。

序

讲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第二讲 “心力”与“破对待”

第三讲 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相关问题

第四讲　“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

附录一　传统的非传统性：章太炎思想中的几个面相

附录二 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

王汎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信会士。研究领域主要在思想史、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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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除了是指风俗及风俗对政治、社会、人事等无所不在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无不有风”。每件事都有风，而政事、人才等无时不在“风”中。

然而在历史上，人们见识过多少风潮，他们倏忽而起，倏忽而落。最初可能只是几个好事之徒，或小书斋的几个读书人所发动。可是当他如日中天时，即使人们觉得不合理，即使许多人心中不认同，却也不敢违反它的势力，而且不敢公开说什么。以学术为例，当一种学风流行之时，即使心中对自己所做的学问感到怀疑，仍然跟着大众拼命向前，用胡适的话说：“虽有智者，亦逃不出。”（诸桥辙次说：“但外来思想输入之一事，果能足启发宋代自由讨论自由欤？期间尚不能无可疑。且邵、周二子之学虽非无禅学影响，其主要原因，宁似得之于《易》学者。宋儒由来所读，才不过《楞严经》一部。一书之影响，岂如斯深且多乎？敢请教。”胡适说：“邵、周之《易》，又道家之影响也。宋时，中国之空气已成一禅学之空气。虽有智者，亦逃不出。非一部《楞严经》之力，此乃’空气’之力也。”）

刘氏的风还指——群体民风

“无不有风”——“所贵乎史者，为明著其政事、风俗、人才之变迁升降。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为之枢，一代之中，此三者有多端，每一端为一事，即为史识之一义”

二：“纵”、“横”、“时风”、“土风”之间的相互作用。

章学诚的名言“方智圆神”，将史学分为“记住”和“撰述”，“方”就是记住，是客观之学，是记录、整理、考证史料。“圆”则是撰述。在章学诚看来，清代考据之学就是“方以智”。我想刘咸炘深受这个影响，他认为如果要观风势，就不能像清朝学者那样只满足于记住、考辨史料，写出一条又一条非常深入而有见解的札记，而是要综合左右的东西写成“一家之言”。所以他想用“圆而神”的方法来描述一代风势的变化。

收集史料、研究史料的客观之学只是史学的一半，还有一半是主观之学，也就是撰述描绘“风”的观势之学。

其中刘咸炘也分析史体的变化，看其对“风”的影响：

《史记》的汇传体——将好几个相近人物归入列传之中，表现一种风。

《汉书》《后汉书》之后，注重风俗的体裁慢慢就没有了。

《资治通鉴》可见“唐以来私家传记多止留意官曹仪制、贤士大夫言行，而罕及文化风俗，盖史识之日隘”、“然整齐之风，至唐之馆局而成”

宋史：刘咸炘认为其太好一人一事褒贬，而非整个风势的褒贬；过度注重朝廷风俗，而忽视民间风俗，“万人一篇”，所有人面貌都一样。

但刘咸炘认为“史”不该有定体，应该根据所描述的“风”而创设新的史体。他认为能捕捉“风”的史体要能兼顾“上下”“左右”。所谓“上下”，就是要贯穿，不能以一个朝廷为限，往往要看三五百年，所以要“纵观”，要重“时风”。但他同时也讲“左右”，讲“横”观，讲“土风”，一个地域的风。因为重“横风”，讲“土风”，所以他的著作重特别强调方志的作用。他说“方志自有方志之精神，与国史异也”、“盖缘向来于方志止视为国史横剖之一部分，以为一方不似一代。无所谓自成面目者，既无其事，作者何由强造一贯。吾今以土俗贯论。”他认为方志的作用不只是国...

三、破除史目之分，从前后左右进行综合。

“观历代史书志，传事目之增减，而史识之渐隘，史法之渐亡可见矣”

刘认为中国历史上各种“史目”太过狭隘，太过道德化，而且变化太小。所以为人写传的时候，往往要先看他是不是孝义、贤宦等等，是不是能塞到一个特定的史目里去。刘氏认为这些“史目”的确定使得它们没有办法记载人事的纷纭万状。这使我（王汎森老师）想起美国思想家Kenneth Burke(1897-1993)，他说我们看所有的东西都要in terms of，事象通常并不能自我呈现自己是什么，所以人们总是用一些范畴来了解它们、状述它们。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方便—方便下笔、描摹，但是方便的另一面是束缚，使得史家用不变的框架去状述纷纭万状的人事世界。如果我没有误解刘咸炘的意思，这些具有高度道德意味的“史目”使得历史上的史官，将所有事情都先往这些已有的框架里塞，而不是看这个时代有什么变化，再创造适合于它的分类，所以“史”变得不能察“风”，而这些筛选的框架，事实上也是维持古代的道德风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人们要受到它的陶冶，也很自然地在行为上督促自己去往那些理想的行为去靠。

eg：王汎森老师读明清地方的乡、镇志“史目”与国史、通史或府州县志往往大同小异。所以历史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框架。一方面产生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不太能体现事象的风势和变化。（这里补充方志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刘认为历史贵能见“生民”与“风俗”，而能否见“生民”与“风俗”，与“史体”之好坏有关。史家要有“综合之识”，历史的书写要跳脱独立的各自，广为综合，才能捕捉到“风”

其中浏览杂书，也有“当杂考群书之旁见侧出者而综合之”

书籍介绍

本书由四篇讲稿及两篇相关的附录文章组成，主要通过对近代历史资料和著作的梳理，挖掘在历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非主流思想，从而解析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段，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们被甩出主流视野的现象。这些思想的“低音”，事实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面貌和各种不同路径的思考，并且始终不绝如缕地在主流话语的覆盖下存在。如何认识及理解它们，正是作者检讨反思的中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