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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 持久、 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 作家的长篇访谈， 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 持续时间 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杜鲁门·卡波蒂(1957)

欧内斯特·海明威(1958)

亨利·米勒(1962)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67)

杰克·凯鲁亚克(1968)

约翰·厄普代克(196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81)

雷蒙德·卡佛(1983)

米兰·昆德拉(1983)

阿兰·罗伯-格里耶(1986)

君特·格拉斯(1991)

保罗·奥斯特(2003)

村上春树(2004)

奥尔罕·帕慕克(2005)

斯蒂芬·金(2006)

翁贝托·埃科(2008)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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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卡波蒂住在“布鲁克林高地”的一幢黄色大房子里，他新近把这房子装修了一通，装修中所体现的品位与优雅特质正是他的作品的典型风格。我进门时，他的脑袋和肩膀都钻在一个新到的板条箱里，那里面装着一只木刻的狮子。“瞧啊！”他把狮子拖出来，摆到锯屑和刨花堆里的一块漂亮的空地上，“你有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哦，就是这么回事，我看见它了，就把它给买下来了。现在它整个都是我的了。” “它真大，”我说，“你打算把它搁在哪里呢？” “哦，当然是搁在壁炉上啦。”卡波蒂说，“一起到客厅里去吧，我叫人来把这堆垃圾处理掉。” 客厅的装潢是维多利亚样式的，囊括了卡波蒂 喜爱的藏品，其中既有艺术品，也有他的私人宝贝，虽然这些物件在抛光的桌面和竹制的书柜上摆得整整齐齐，可还是会让你联想到一个狡猾的小男孩身上的口袋。比方说，厅里有一只从俄国带回来的复活节金蛋，一只铁狗——已经多少有点饱经风霜的样子了，一只俄国法贝热作坊的药匣，几颗弹珠，蓝色陶瓷水果，镇纸，巴特西珐琅盒，明信片以及老照片。简而言之，但凡看起来在“环球一日历险”中有用的东西、趁手的物件，这里应有尽有。 只消瞥卡波蒂一眼，便觉得他本人也与这样的环境相得益彰。他个子矮小，金发碧眼，额上的一绺头发顽固地垂下来遮住双眼。他的笑容倏然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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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艺术终归是艺术，但艺术也是一种高级的娱乐。我这么想有错吗？我不知道。但我记得二十几岁时，在读了斯特林堡的剧本、马克斯·弗里施的小说、里尔克的诗歌，听了一整晚巴托克的音乐和看了电视上关于西斯廷教堂与米开朗基罗的专题后，都会有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的感觉。你不可能不被它们影响，不被它们改变，不可能不因此而变成另一个人。但不久我就发现我的人生根本就不会改变，我一点也感受不到这种变化，不管它是否能够被察觉到。我终于明白艺术是一个有闲暇和闲钱才能追求的东西，就这么简单。艺术是一种奢侈，它不会改变我和我的生活。我想我终于痛苦地认识到艺术不会改变任何东西。不会。 我根本不信雪莱荒谬的鬼话，说什么诗人是这个世界上“不被承认的立法者”。这是什么鬼念头！伊萨克·迪内森说她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不为所忧，这个我赞成。那些靠一篇小说、一部话剧或一首诗就能改变人的世界观甚至人生观的日子即使有过，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写一些关于生活在特定状况下的特定人群的小说，也许有助于对生活的某个侧面有更好的了解，但恐怕也只有这一些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诗歌也许不同，苔丝收到过读了她诗歌的人的来信，说这些诗歌把他们从想去跳悬崖跳河之类的绝望中挽救了回来。但这是两码事。 好小说是一个世界带给另一个世界的信息，那本身是没错的，我觉得，但要通过小说来改变事物、改变人的政治派别或政治系统本身，或挽救鲸鱼、挽救红杉树，不可能。如果这是你所想要的变化，办不到。并且，我也不认为小说应该与这些事情有关。小说不需要与任何东西有关，它只带给写作它的人强烈的愉悦，给阅读这些经久不衰作品的人提供另一种愉悦，也为它自身的美丽而存在。它们发出光芒，虽然微弱，但经久不息。

《巴黎评论》：你把自己看作美国人吗？

纳博科夫：是的。我是地道的美国人，地道得就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天。美国西部的植被、动物、空气，是我同远在亚洲北极圈的俄罗斯的纽带。当然，是俄罗斯的语言和风光滋养了我，我不可能在精神上同美国的本土文学，或者印第安舞蹈，或者南瓜派，亲近到什么程度；不过当我在欧洲边境上出示我的绿色的美国护照时，我确实感觉到一股温暖轻松的自豪感涌上心头。对于美国事务的粗暴批评会让我生气难过。在内政方面，我强烈反对种族隔离。在外交政策方面，我绝对站在政府一边。在不确定的时候，我的做法很简单，只要是让左派和罗素们不满的我就拥护。

卡波蒂：

多写是唯一利器。

而我自己的理论是：作者应该先殚精竭虑，把自己的眼泪苦干，在很久很久以后才开始动手，努力在读者身上唤起相似的反应。换句话说，我相信，任何艺术形态的最高强度都是由一副深思熟虑、坚定冷静的头脑来实现的。

我是一个“水平”的作家，只有躺下来——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摊在一张沙发上，香烟和咖啡出手可及，我才能思考。我一定得吞云吐雾、细啜慢饮。

拥有风格，一种风格，常常是一道阻碍，一股反作用力，而不能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效果。

交谈对我是最最重要的。我喜欢倾听，我也喜欢说话。

海明威：

站着写作是海明威最初就养成的习惯

他每天的工作进程记录在一张大表格上——“以防自欺欺人”。表格上的数字代表每天产出的文字量，从450、575…………

他是一个严于律己、自我约束力极强的人。

写书或者写故事的时候，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动笔，没人打搅；清凉的早上，有时会冷，写着写着就暖和起来。写好的部分通读一下，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写什么就停下来。写到自己还有元气、知道下面该怎么写的时候停笔。第二天再去碰它。

作家停止观察就完了。他观察到的东西进入他所致所见的大储藏室。知道这一点可能有用：我总是用冰山原则去写作，冰山露在水面芝山的是八分之一，水下是八分之七，你删去你所了解的那些东西，这会加厚你的冰山，那是不露出水面的部分。如果作家略去什么东西是因为他并不了解那东西，那他的故事里就会有个漏洞。

米勒：

我现在喜欢在早上写东西，写上两三个小时。最开始，我比较习惯在午夜之后到凌晨这段时间干活，不过那时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可以很快地写上一阵，然后会卡住，可能一个小时就停在那一页上。不过那种情况很少法伤，因为当我发现自己陷入泥潭，我会跳过困难的部分继续往下写，知道吗，你完全可以在以后的某天再回来解决那个问题。

我在写的过程中，从来不做修改或者校正。这么说吧，我会先用一种方式把一个东西写出来，然后...

当你长大时，事物对你而言变化了。时间开始滑走，简单的算术告诉你，身后的时光比前面的多——多得多。你的身体开始衰退，会有从前没有疼痛，而渐渐地，你爱的人们开始死去。到了五十岁，我们中的大部分都会被幽灵所缠绕。他们住在我们身体里，我们花费与生者交谈同样多的时间与之谈话。年轻人很难理解这点。并不是说一个二十岁的人不知道他将来会死，而是他人的死亡会更深刻地影响一个年长些的人——而你并不知道那些死亡的累积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直到你亲自体验到。生命是如此短暂、如此脆弱、如此神秘。毕竟，在一生中我们真正爱的有几个？只有一些，很少的一些。当他们中的大部分去世后，你内心世界的版图改变了。

写书或者写故事的时候，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动笔，没人打搅，清凉的早上，有时会冷，写着写着就暖和起来了。

早上六点开始写，写到中午，或者不到中午就不写了，停笔的时候，你好像空了，同时又觉得充盈，就好像和一个你喜欢的人做爱完毕，平安无事，万事大吉，心里没事，就待第二天再干一把，难就难在你要熬到第二天。

《巴黎评论》：你觉得斯坦利·库布里克改编的电影怎么样？

斯蒂芬·金：太冷酷。他完全没有体现剧中家人之间的情感因素。我认为谢莉·杜瓦尔演的温迪简直是对女性的侮辱。基本上她就是个尖叫机器，丝毫看不出任何她参与家庭的交流互动的痕迹。库布里克似乎完全没意识到，剧中杰克·尼科尔森呈现的角色跟他此前在一系列摩托骑士影片里的完全一样，仍然是一个精神病摩托车手的形象——与他在《地狱飙车天使》、《野骑》、《惊醒者的反叛》和《逍遥骑士》这些片中的形象毫无二致。那家伙是个疯子。如果那家伙去应聘这份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疯了，那么悲剧何来？不，我讨厌库布里克导演的作品。

《巴黎评论》：你参与电影的创作了吗？

金：没有。……电影看起来显然很美：场景美轮美奂，用稳定架拍摄。我曾经管这片子叫“没有发动机的凯迪拉克”。你只能把它当成一件雕塑品来欣赏，除此之外别无用处。它最初的目的已经被剔除了，那就是要讲故事。只需比较结尾就能明白最重要的区别所在。小说快结尾的时候，杰克·托伦斯对儿子说他爱他，然后就在爆炸中与酒店同归于尽，这是个充满激情的高潮结尾。但在库布里克的电影里，他是冻死的。

书籍介绍

文坛秘辛，写作圣经，《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共四册），带你进入当代伟大作家们的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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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经《巴黎评论》授权，我们从“作家访谈”栏目中挑选了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六十余位受访作家的访谈，分四卷陆续出版。《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收录的受访作家包括如下十六位：卡波蒂、海明威、亨利•米勒、纳博科夫、凯鲁亚克、厄普代克、马尔克斯、雷蒙德•卡佛、米兰•昆德拉、罗伯-格里耶、君特•格拉斯、保罗•奥斯特、村上春树、奥尔罕•帕慕克、斯蒂芬•金、翁贝托•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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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是二十世纪——以及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少数几个真正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每期《巴黎评论》我都有，我非常喜欢上面的访谈。如果把它们编成书，那将是伟大的书，对《巴黎评论》本身也很有益。

——欧内斯特•海明威

几乎从记事起，我就被《巴黎评论》的访谈所深深吸引。它们汇集在一起，构成对“文学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最好的、最现成的探究。从许多方面看，问文学是“怎样的”比问“为什么”更有意思。

——萨尔曼•拉什迪

在我写首部长篇小说时，每次卡住，我都会本能地从桌旁站起来，在那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重读《巴黎评论》对福克纳、纳博科夫、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或者厄普代克的访谈，努力找回对写作的信念，找到我自己的路。……多年后，在我自己也出现在《巴黎评论》上之后，再度重读这些访谈，是为了唤醒自己写作初期的希望和焦虑。三十年过去了，读这些访谈时我仍带着当初的热情。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引入歧途：我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带来的欢乐和苦恼。

——奥尔罕•帕慕克

《巴黎评论》的访谈总是从最佳的视角切入大作家们的内心和写作伦理。你独自坐在沙发上集中阅读它们，就能获得艺术硕士（MFA）创意写作课程的训练。

——戴夫•艾格斯

应该在酒会、朗读会、婚庆、狂欢等各种各样的热闹场合把《巴黎评论》的这些访谈集派发出去。它们也非常适合从高中一直到艺术硕士课程的各级学校课堂使用，事实上，我曾用这些访谈开设整整一个学期的创意写作课。别的地方哪里还能让我找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和他们说过的智慧、荒唐、愤怒之言，并把它们带进课堂呢？这些访谈精彩纷呈，令人激动，不可或缺。

——科伦•麦凯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