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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上下)》的主要内容是：《语言的牢笼》是詹姆逊较早的一部专著，发表于一九七二年，和前一年出版问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这两部论著都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但它们在内容上评述的却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传统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两套迥异的概念和术语以及两种本质上对立的方法论。七十年代初，美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都还比较陌生。虽然维克托?埃利希的《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向美国和英语国家的读者详细介绍和评价了这一对本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流派，但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人物（除早已移居国外的人如雅可布森等外）的主要论著却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之后才陆续译成英语，且以单篇文章居多，种类也很有限。结构主义的情况可能稍好。一九六六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批评的语言与人类的科学"学术讨论会是当时美国的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和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带到了美国，但当时能加人这场讨论的美国人不多。法国结构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和详细介绍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理论的专著都到七十年代中期、甚至更晚才出现。

上册

第一章 语言模式

Ⅰ

Ⅱ

Ⅲ

Ⅳ

Ⅴ

第二章 在形式主义中的体现

Ⅰ

Ⅱ

Ⅲ

Ⅳ

Ⅴ

第三章 在结构主义中的体现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下册

第一章 泰·维·阿多诺或历史的转义

Ⅰ

Ⅱ

Ⅲ

Ⅳ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变体

Ⅰ.瓦尔特·本雅明或怀旧

Ⅱ.马尔库塞和席勒（1）

马尔库塞和席勒（2）

Ⅲ.恩斯特·布洛赫和未来

第三章 关于乔治·卢卡契

Ⅰ

Ⅱ

Ⅲ

第四章 萨特与历史

Ⅰ

Ⅱ

Ⅲ

Ⅳ

Ⅴ

第五章 走向辩证批评

Ⅰ. 黑格尔式文学批评：历时眭建构

Ⅱ.文学范畴：内容的逻辑

Ⅲ.作为形式与内容中介的同义反复

Ⅳ.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唯物主义

Ⅴ.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重新为作品奠定基础

Ⅵ.马克思主义和内部形式

译后记

本书术语英汉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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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斯特劳斯得到了人类学，拉康和阿尔都塞两个分别负责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重新进行解释，德里达和富科须各自担负改写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任务，而格雷马斯和托多洛夫则致力于将语言学和文学批评本身变成科学；在这种情况下，梅洛庞蒂还活着的话，很可能主管哲学。这样，剩下来让罗朗·巴尔特扮演的角色看来基本上就只有社会学家了。

比方在音乐中，正如在工商业这个较大的世界里一样，我们发现了发明和机械的小型历史。这可以叫作音乐史的工程方面，即乐器本身的历史，它们与作品和形式发展的因果关系，同它们在一般历史世界（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对等物（蒸汽机）一样，都是暖味不明的。它们带着一种象征性的适宜性登上舞台：“把小提琴的充满深情的新音调列入笛卡尔时代的伟大创新，并不是毫无目的的。”事实上，在小提琴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整个时期，它和哲学思想舞台上个体主体性的出现始终保持着这种密切的认同关系。对于表达抒情主体的情绪和要求，它仍然是一种特殊媒介，颇像教海小说，小提琴协奏曲是个人抒情英雄诗的载体，而在其他形式中，集中起来的交响乐队的弦乐器，则按常规表现主体感情的倾泄和对客观世界必然性的抗议。由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作曲家们开始隐匿小提琴的婉转音调，不用弦乐器配乐，或者把弦乐器变成弹拔的，几乎近于敲击乐器（如在“鄙陋的”拨奏曲中，勋伯格的乱弹和“离奇的”伪声效果），小提琴发生的情况便被当作一种决心的信号：决心表达出那种压碎个人的东西，从个人不幸的感伤进入一种后个体主义的新框架。

同样，在商业音乐中，取代旧式民间群体艺术而起的萨克斯管的出现，也具有象征性价值：因为它的振动，在适当位置的前后震荡，取代了体现现代时期主体骚动的小提琴的激越，而全部由管乐器和变调栓塞演奏出的金属音响，虽然“在铜管乐器和木管乐器（‘后者从物质上与前者相联系，而在演奏上仍然是木管乐器'）之间进行调停”的意义上显出“矛盾的性心理，但却取代了表达生命的旧式乐器的生动热情，而新式乐器则只是刺激生命。

如果说音乐形式在对公众作出的反应中进化（教堂和沙龙音乐正在一点一滴地被中产阶级观众形式所取代），那么它们同样也受到演奏者不断变化的社会功能的影响。身为伟大指挥家的瓦格纳，首先创作了于其中可以预见指挥大师作用的音乐，将这种作用纳入总谱的结构之中。如同议会的蛊惑煽动，听...

确实，在我看来，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最好理解成一种讽喻的思想，一系列平行而不相连续的深思的层面。这些层面，同但丁所描述的讽喻作品那种最终模式不无相似的地方。后者在给坎·葛兰德·戴拉斯卡拉的信中，谈到了他的诗的四个维度：原义维度（他的主人公在来世的历险），道德维度（他的灵魂的最终命运），讽喻维度（在这种维度里，他的遭际重新呈现出基督一生的此一方面或彼一方面），以及神秘维度（在这里，他自己的戏剧性事件预示出人类自身走向最后审判的进程）。要使这一图式适应20世纪的现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把原义（的）读作心理（的），让第二个即道德维度原封不动；只要我们用艺术宗教的最普遍意义上的宗教，来替代基督一生占主宰地位的原型模式，把耶稣降生看作语言意义的降生；最后，只要我们用政治取代神学，从而把但丁的末世学说变成一种现世的末世学说，我们就可以做到。在后一种学说里，人类不是在永恒里而是在历史本身当中获得拯救。

不过就这点来说，心理学的描述似乎莫名其妙地进入了道德判断，进入了过去和现在相调和的一种幻象，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是伦理的幻象。但是对于西方读者，本雅明著作的整个伦理维度很可能叫人困惑，它实际上混合着由歌德编辑成典的一种伦理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在德国变成了传统，深深扎根于德语之中，不过我们除了有艾里克·艾里克森著作之类的文化移植外，并没有与它对应的东西。这种处世的睿智（Lebensweisheit）实际是某种中转站，它位于人性不变的古典观念及其关于体液、激情、罪愆或者性格类型的心理学与纯历史性及其境况和环境的决定性影响的现代观念之间。作为个体人格范围内的一种妥协，它类同于黑格尔在历史自身领域内的那种妥协。对于后者，某种普遍的意义是特定历史阶段固有的东西，而对于歌德，在某种意义上人格及其发展的总体目标存在于所讨论的特定情绪，或者潜在与个人成长的特定阶段之中。因为体系是以人格充分发展的幻象为基础的（例如深受歌德影响的作家纪德，对这种伦理只做了苍白的、自恋式的反映，表达了中产阶级在其历史性胜利时刻的个人主义）；它既不像基督教那样的情况，旨在根据戒律的某种纯外部标准打碎人格，也不像大部分现代伦理学那样的情况，把它弃之于经验心理学的毫无意义的意外事件，相反，它把个体心理经验视为在自身内包孕着自身发展种芽的某种东西，或者伦理的发展作为一种内化的神意而内在于它里面的某种东西。例如，歌德的《俄尔浦斯的话》或《威廉·迈斯特》的结尾几行：“你叫我想起了索尔·基什的那个儿子，他去向他父亲献媚，却发现了一个王国。”

*中转站：原文为halfway house，系为长期监禁或住院者重返社会而设立的训练所或康复中心，此处姑译为上。

本雅明在他对这一歌德式伦理学最全面的表述中，即在论述《亲和力》的长篇论文中，居然强调那些威胁人格的危险，而不强调它最终发展的情形。但这证实他的特色。因为这篇文章使用了歌德式生命心理学的语言，同时也是对把这种心理学变为已有的德国社会反动势力的批判；它利用神话概念阐明观点，同时也是对那些蒙昧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因为这些意识形态把神话观念变成了自己重整旗鼓的呐喊。在这一点上，本雅明的论战姿态，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很有启迪的。他们不按辩证法行事，由于神话概念常用于意识形态，他们甘愿简单地完全拒绝这一概念。对于他们，这个概念如同相关的巫术或超凡的概念一样，仿佛不是为了对非理性进行理性的分析，而是为了借助语言对它进行的一种奉献。

在通过关注歌德小说的形式而表达这种神话观念的方式中，可以看出本雅明的辩证法技巧。这部小说在西方文学中无疑是最离奇的小说之一，它把18世纪的礼仪同奇妙地造作的讽喻品格的象征结合起来：出现在非视觉叙事风格空白中的一些事物，仿佛在一片虚空中被孤立出来，仿佛以一种几何意义而具有语言性质；审慎挑选的景色细节极为匀称，不可能没有意义；一些类比，例如赋予小说的标题的化学类比，得到了极充分的拓展，不可能没有象征意义。读者自然在现代小说的各个方面都熟悉象征手法；但是一般来说，象征手法是构筑在作品之内的，就像在益智箱内的谜板中放上了一纸说明书。在这里，我们感到了作为读者的我们所负的内疚的重压，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几乎没有从文化上继承的思维方式，即只有那种文化的一员才能企及的思维方式；而且，毫无疑问，歌德体系确实是以这样的方式，以断言它的普遍性来投射自身的。

*投射自身的： 原文为project itself，或译“使自身具体化的”。

本雅明的独创性在于，他径直穿越了对象征的武断解释和茫然不知其含义这两者之间的了无结果的对立：《亲和力》不应该当作象征派作家的一部小说，而应该当作一部关于象征手法的小说来读。如果在那部作品中具有某种象征性质的事物赫然在目的话，那不是因为它们（事物）被选择出来以张扬的笔法强调通奸的主题，而是因为真正潜在的题材恰恰是人们向象征权力的投降，他们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自主性。“当人们沦落到这种境地的时候，甚至明显无生命的事物的生命也成长壮大起来。冈道尔夫十分正确地突出了这部小说中事物的关键作用。然而，这种类似事物的东西闯入人类生活，正是神话世界的一种尺度。”我们需要阅读这些象征事物的二次乘方：与其说是直接在他们中间破译出一对一的意义，不如说是觉察到象征手法本身就是征兆性的。

书籍介绍

《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上下)》的主要内容是：《语言的牢笼》是詹姆逊较早的一部专著，发表于一九七二年，和前一年出版问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这两部论著都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但它们在内容上评述的却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传统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两套迥异的概念和术语以及两种本质上对立的方法论。七十年代初，美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都还比较陌生。虽然维克托?埃利希的《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向美国和英语国家的读者详细介绍和评价了这一对本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流派，但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人物（除早已移居国外的人如雅可布森等外）的主要论著却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之后才陆续译成英语，且以单篇文章居多，种类也很有限。结构主义的情况可能稍好。一九六六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批评的语言与人类的科学"学术讨论会是当时美国的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和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带到了美国，但当时能加人这场讨论的美国人不多。法国结构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和详细介绍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理论的专著都到七十年代中期、甚至更晚才出现。